【www.2158.com】我国煤炭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第二阶段:煤炭工业改革脱困阶段

同年4月,《关于加快发展小煤矿八项措施的报告》提出,我国有1000余个县蕴藏煤炭,具有发展小煤矿的优越条件,应采取多种形式发展群众办矿,鼓励各行各业办矿,允许群众集资办矿,各省煤炭局、煤炭公司、矿务局和地质部门应积极为群众办矿提供煤炭资源。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喜庆之日即将到来。70年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劈波斩浪,实现了从起步、腾飞到跨越的超凡巨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70年栉风沐雨,70年春华秋实。煤炭工业作为重要的基础产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蓬勃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回首过往,煤炭工业历经兴衰起伏,数代煤炭人奋斗不息,谱写了一曲因境而变、可持续发展的精彩华章。
从人工采煤到智能化,煤炭开采装备水平不断提高
煤炭,被誉为工业的粮食。70年来,滚滚“乌金”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源源动力的同时,煤炭开采技术也在发生嬗变。煤炭生产告别了“肩挑背扛”的原始生产方式,实现了由手工作业向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初期,截煤机和康拜因采煤机是采煤使用的主要机械。上世纪60年代,国产普采机械化设备试验成功并应用。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自主研发出首套液压支架和综采设备。1978年,经邓小平同志特批,我国引进100套大型综采机械化设备和100套综掘机械化设备,提高了综合机械化采煤水平。1988年12月,我国第一座特大型矿井——开滦矿务局钱家营煤矿投产,该矿井全部采用综合机械化作业。
进入新世纪,“无人化”成为煤炭开采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2014年4月,国内首个智能化无人综采工作面在陕煤化集团所属的黄陵矿业公司一号煤矿正式运行,填补了我国煤矿综采工作面智能化无人开采的空白。如今,我国已走在世界煤炭“无人化”技术研究的前列。
当前,我国大功率采煤机、输送机、大采高电液控制支架、物联网、新型智能传感器等关键设备与零部件国产化能力显著增强。全国已建成183个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大型煤炭企业采煤机械化程度由1978年的32.34%提高到2018年的96.1%;掘进机械化程度由14.5%提高到54.1%;全国煤矿人均生产效率由137吨/年提高到1000吨/年,增长了6.3倍。
科技进步也为煤矿安全生产保驾护航。近年来,我国煤矿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均呈下降趋势。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由1978年的9.713下降到2018年的0.093,首次降至0.1以下,达到世界产煤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与此同时,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新工艺开启了安全、高效、绿色和可持续的“智慧矿山”发展新模式。
从严重短缺到总体富余,供应保障能力跨越式提升
煤炭是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基础薄弱,百废待兴。当时,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达90%以上,成为国家赖以发展的“动力源”。
我国煤炭资源丰富,储量多,资源保障能力强。根据全国煤炭资源潜力评价结果,截至2009年底,全国2000米以浅煤炭资源总量为5.9万亿吨,其中探获煤炭资源储量2.02万亿吨,预测资源量3.88万亿吨。截至2017年底,我国煤炭查明资源储量为16666.73亿吨,同比增长4.3%。从1978年至2017年,全国煤炭保有查明资源储量由5959.6亿吨增加到1.67万亿吨。
1949年11月,全国第一次煤炭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指导思想,恢复生产成为了摆在煤炭战线的第一任务。1985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煤炭生产大国。70年来,全国累计生产煤炭809亿吨,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累计生产煤炭736亿吨,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75%左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煤炭产量由1949年的3243万吨,增加到1978年的6.18亿吨,2008年达到了27.93亿吨。2018年,我国原煤产量达到36.8亿吨,比1949年增长114.0倍,年均增长7.1%。70年来,煤炭供给由严重短缺转变为产能总体富余、供需基本平衡,全国煤炭供应保障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从落后小煤矿到大型煤炭基地,煤炭产业布局日趋优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煤炭工业在发展中调整,在调整中发展。纵观煤炭工业发展的历程,昔日,只有日伪时期遗留的一些传统落后的小煤矿;如今,我国培育发展了一批规模以上大型煤炭企业和现代化的安全高效矿井,煤炭产业集中度大幅提高。
从1998年起,国家先后推出了关井压产和关闭破产政策,到2002年全国累计关闭各类小煤矿5.8万处。全国煤矿数量大幅减少,大型现代化煤矿成为煤炭生产主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煤矿数量由上世纪80年代的8万多处减少到目前的5800多处,全国平均单井规模由不足5万吨/年提高到90万吨/年以上。年产量超过2000万吨的企业由两家发展到28家。截至2018年底,全国平均产能提高到92万吨/年左右,前8家大型企业原煤产量14.9亿吨,占全国的40.5%。
以2012年为节点,我国煤炭行业结束了“黄金十年”,陷入长达四年多时间的低谷。2016年2月,煤炭行业启动化解过剩产能行动,改善行业生存困境。2016年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2.9亿吨,2017年煤炭退出产能达2.5亿吨,2018年退出煤炭落后产能2.7亿吨,“十三五”煤炭去产能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
随着煤炭去产能稳步推进,煤炭开发布局进一步优化。2016年底,国家发布《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提出重点建设神东、晋北、晋中、晋西等14个煤炭基地,并划定了162个国家规划煤炭矿区。目前,我国已建成了神东、黄陇、宁东、新疆等14个大型煤炭基地,产量占全国的94%左右;建成了陕北、大同、平朔、蒙东等一批亿吨级矿区。煤炭生产重心继续向晋陕蒙新等资源禀赋好、竞争能力强的地区集中。2018年,内蒙古、山西、陕西、新疆、贵州、山东、河南、安徽等8个亿吨级省区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31.2亿吨,占全国的88.1%。
从“燃料”到“原料”,煤炭清洁利用突飞猛进
70年间,煤炭作为主体能源,在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占比长期超过70%。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煤炭形成的“深度依赖”以及燃煤产生的严重污染,决定了煤炭产业必须走清洁化利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特别是进入21世纪,煤炭行业不再走挖煤卖煤、烧煤卖电的老路,积极探索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方式。提高原煤洗选比例、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发展现代煤化工技术,为煤炭产业发展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煤炭洗选加工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2~2016年,我国原煤入选量分别为20.5亿吨、22.1亿吨、24.2亿吨、26亿吨、26亿吨,入选率分别为56%、55.8%、62%、65.9%、68.9%。2017年,全国原煤入选率70.2%,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2018年全国原煤入选率71.8%,同比提高1.6个百分点。原煤入选率的提高不仅节省了物流环节的运力,而且实现了煤炭清洁利用,提高了煤炭综合利用价值。
当前,我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燃煤发电污染物排放标准,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清洁高效煤电系统,煤电超低排放机组超过8亿千瓦,排放标准世界领先。我国新型煤化工在科技装备、工程设计、建设运营和产业示范等多方面均取得显著进步,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推广产业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奠定坚实基础。随着示范项目持续推进建设,我国煤炭深加工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2018年,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气、煤制乙二醇产能分别达到1138万吨/年、1112万吨/年、51亿立方米/年、363万吨/年。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煤炭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煤炭工业完全按照计划经济体制运行,具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特色。煤矿由国家投资建设,并且依据指令组织生产。政府确定煤炭价格,按计划调拨煤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新篇章,煤炭工业进入转型发展时期。煤炭企业经营自主权逐渐扩大,煤炭价格由政府定价向市场化转变,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1992年,国家在徐州和枣庄两个矿务局进行放开煤炭价格试点。自1993年开始,我国确立了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煤炭价格机制。1994年1月,国家取消了统一的煤炭计划价格,除电煤实行政府指导价外,其他煤炭全部放开。煤炭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对煤炭定价,拥有了充分的经营权和定价权。2004年,我国建立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形成电煤价格“双轨制”。
201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自2013年起取消重点电煤合同,取消电煤价格
“双轨制”。2013年,炼焦煤、动力煤期货成功上市,逐步建立产运需各方共同参与的全国煤炭交易会制度。2017年,我国建立了煤炭“中长期合同制度”和“基础价+浮动价”的定价机制,发挥了煤炭市场平稳运行“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实现了煤炭供需双方互利共赢。
目前,我国煤炭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中长期合同制度”和“基础价+浮动价”定价机制不断完善,两年期以上的合同得到推广,中长期合同的比重大幅度提升,合同执行与履约信用数据采集全面开展,“信用煤炭”上线,行业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市场交易行为得到规范。国内煤炭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基本接轨,煤炭市场走向更加规范和国际化道路。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国际交流合作蓬勃开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煤炭工业打破封闭式发展格局,实施“科技兴煤”战略,不断拓宽国际合作渠道,通过资金、技术和装备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缩短与发达采煤国家间的差距,提高我国煤炭生产、转化和利用水平。70年来,国际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对象不断丰富、合作方式不断创新、合作成果互利双赢。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先后利用国际能源贷款36.91亿美元,开发建设煤矿18处;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合作,建成了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煤炭直接液化实验室,并开展了相关基础研究和工艺开发。此后,我国积极与国外开展煤炭液化和煤炭气化,以及瓦斯治理的合作。在技术装备引进方面,1978年底,我国从前西德、英国、法国、日本、奥地利、美国6个国家的13家公司引进100套综采设备和掘进设备,拉开了我国煤炭工业引进国外先进装备的序幕。在煤炭进出口贸易方面,进入21世纪后,我国原煤进出口顺差逐年递减。2009年,我国从煤炭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2011年,我国煤炭进口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
近年来,我国许多煤炭企业纷纷“走出去”,到国外开发煤炭资源,煤机装备也成功出口到主要产煤国家。“十三五”期间,我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支持优势企业通过参与境外煤炭资源勘探开发、上下游一体化联营、技术装备输出、工程承包等方式“走出去”开拓发展空间,积极参与国际煤炭经济技术合作。国家能源集团、中煤能源集团、兖矿集团、江西中鼎国际建设集团等企业,以及中煤科工集团、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发挥人才、技术优势,主动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项目建设,并取得了较大进展,我国煤炭工业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我国煤炭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时,也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积极为当地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从“一煤独大”到“多业并举”,煤炭行业践行绿色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煤炭工业走进了绿色发展的新时代。
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具有“多煤、少油、缺气”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原煤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高达96.3%。70年来,原煤占比在波动中持续下降,2018年下降到最低的69.3%。煤炭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始终保持第一,但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由1953年的94.4%下降到2018年最低的59.0%。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下降不仅说明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也符合我国低碳发展的理念。
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和基础产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不会发生改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能源发展遵循“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围绕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大力推进能源变革与转型。在国家推行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转型升级是煤炭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煤为基,多元发展”,成为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必然选择。煤炭行业通过兼并重组、参股控股、战略合作、资产联营等多种形式,推动煤炭企业与下游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相融合。煤为基础,煤电、煤钢、焦化、建材、储运、金融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新技术、新模式推动了新能源、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矿区休闲旅游、健康养老等多元产业的协调发展。此外,矿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进程不断加快。
放眼未来,绿色发展理念已深植于煤炭产业,安全绿色智能化开采和清洁高效低碳集约化利用成为煤炭行业发展的主旋律。煤炭工业将奋斗不负新时代,续写辉煌新篇章。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家进一步改革煤炭投资体制,煤矿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推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煤炭订货会制度,实施煤电价格联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发挥。2002年,除国家控制的计划内供发用电煤仍然执行国家指导价格外,其他行业用煤实现了市场定价。2004年,全国煤电油运出现紧张局面,煤炭需求大幅增加,煤炭产能快速增长。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煤炭工业贯彻落实《若干意见》和党的十七大精神,努力构建新型煤炭工业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加强煤炭资源管理,推进矿业权制度改革,规范资源开发秩序。加快资源整合步伐,推进大型煤炭基地和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建设,煤矿企业公司制改造、上市融资和资产重组步伐加快,资源开发主体趋于多元化。实施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主辅分离和辅业改制,推进企业内部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自我约束机制,企业管理不断加强。2007年,取消了延续50多年由政府主导的煤炭订货制度;将每年的年度“全国煤炭订货交易会”改为“全国重点煤炭产运需衔接会”,突出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2008年,开展山西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逐步完善煤炭法规政策体系。建设和谐矿区,关注矿工生活,全面提高企业素质。战胜自然灾害,努力确保煤炭安全供应。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是推进传统煤炭工业向现代煤炭工业的转变,推进煤炭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1年8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视察河北省沙河县时,提出要“有水快流”,并谈到要允许个人办矿,包括小煤矿、有色金属矿、铁矿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工作重点转移后,煤炭工业按照“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大中小一起上”精神,大力发展煤炭生产,集中实施行业调整,全面开展企业整顿,恢复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缓解了煤炭供求紧张局面。党的十二大后,为实现“煤炭一番保两番”的战略目标,煤炭工业探索新路子,在生产经营、基本建设、工资分配、劳动用工、煤炭销售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1985年起国家上划主要产煤省一批骨干煤炭企业,全行业实施六年投入产出总承包和两年延续承包。配合总承包工作,实施了简政放权措施,赋予了企业一些经营自主权。这一阶段,基本完成了煤炭工业调整和整顿任务,改革由单项、局部推进转入全面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了新的改革探索,为提高煤炭生产力,全面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3年2月4日,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煤炭部党组关于煤炭工业生产建设工作的汇报,集中讨论了发展小煤矿的问题。

党的十四大以后,国务院作出了逐步放开煤价、取消补贴、把煤炭企业推向市场的重大决策,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改革了税收、投资、外贸、价格体制等,初步确立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煤炭工业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扭亏增盈为目标,进一步落实企业自主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以产定人、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发放“三产贴息贷款”130亿元,支持发展多种经营;推进煤矿质量标准化,加快高产高效矿井建设;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加强职工队伍建设,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颁布实施了《煤炭法》,推进行业社会保险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随着煤炭产量增加、供大于求,煤炭行业一些深层次矛盾开始显现。

在产业结构方面,全国煤矿数量在2017年底减少至7000处以下,较2015年减少约5000处;前4家、前8家煤炭企业产量占比分别达到26.5%、38.5%,产业集中度明显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我国煤炭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发展成就。全国累计生产煤炭约740亿吨,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70%以上的一次能源,支撑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9亿元到2017的82.7万亿元的快速增长。煤炭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产业结构得到显著优化,煤炭工业生产力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和大幅提升,奠定了煤炭工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从改革发展历史进程来看,总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若干意见》,山东能源集团、晋能集团、河南能化集团等一批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相继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力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市场供求关系明显改善。

1978年元旦,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来到开滦唐山煤矿井下观看综合机械化采煤情况。同年2月,煤炭部成立了机械化领导小组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宣布成立煤炭工业部机械化局。1978年底,经邓小平批准,我国动用外汇7.3亿美元,从西德、英国、法国、日本、奥地利、美国6个国家的13家公司引进了100套综采设备,拉开了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的序幕。

2012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取消了重点合同,实现了电煤价格并轨。2013年3月,《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将原国家能源局、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2013年5月和9月,炼焦煤和动力煤期货合约分别在大商所和郑商所成功上市交易,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发挥。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煤炭交易市场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推进煤炭市场化改革。

在煤炭价格方面,环渤海地区发热量5500大卡动力煤综合平均价格由2016年年中的400元/吨左右上涨至年末的600元/吨左右。

2016年2月1日,《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从2016年开始,用3~5年的时间,再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较大幅度压缩煤炭产能,适度减少煤矿数量,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得到有效化解,市场供需基本平衡,产业结构得到优化,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性进展。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由于国家鼓励集体和个体办矿,我国小煤矿实现快速发展。1982年小煤矿有1.6万多处,产煤1.46亿吨,约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1/5。1985年,小煤矿产量达2.68亿吨,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近1/3。

第三阶段:煤炭工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阶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催生了许多制度与机制方面的创新。国家发改委召集大型煤炭企业制定并实施了稳定煤炭供应、抑制煤价过快上涨的三级响应机制方案;推动煤炭供需双方签订中长期合同,形成“基准价+浮动价”的新定价机制;2016年7月《关于实施减量置换严控煤炭新增产能有关事项的通知》印发,要求通过充分利用煤矿产能置换政策,推动煤炭行业转型升级。

1991~1992年,延续两年承包,主要承包财务指标,重点落实盈亏包干指标,抑制亏损增加的局面。1992年实现了总承包以来的首次减亏。1992年7月,国家取消了计划外煤价限制,放开指导性计划煤炭及定向煤、超产煤的价格限制,出口煤、协作煤、集资煤全部实行市场调节,市场煤所占比重接近一半。

领导小组于2005年4月在安徽淮南煤矿召开了现场会。之后,《煤矿瓦斯防治30条》和《煤矿瓦斯治理与利用总体方案》印发,一批政策和标准集中出台。

第一阶段:煤炭工业深化改革阶段

1983年,国务院同意进行利改税试点。1985年,煤炭产品税率由8%降到3%。

煤炭工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炭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煤炭结构调整成效显著,14个大型煤炭基地产量占全国的94.3%,8个亿吨级省区原煤产量占全国产量的86.8%,前8家煤炭企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39%,煤炭稳定供应保障能力增强。煤矿数量大幅减少。全国煤矿数量由2015年底的1.2万处左右,减少到目前的7000处以下。煤炭上下游一体化发展取得新进展,在煤炭企业参股控股电厂1.8亿千瓦的基础上,神华集团与国电集团重组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成为我国煤电联营、煤电一体化发展重大改革成果;靖远煤业、窑街煤电、甘肃煤投公司重组成立甘肃能源化工集团,构建了煤电化一体化发展模式。现代煤化工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随着神华宁煤年产400万吨煤炭间接液化项目投入商业化运营,新一批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煤制气、煤炭分级分质利用项目开工建设。国际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国家能源投资集团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签署框架协议,投资837亿美元开发页岩气、电力和化工项目;兖矿集团以26.9亿美元并购力拓优质资产,在厄瓜多尔获取多个有色金属矿权;陕煤化集团在“一带一路”沿线布局石油炼化和煤化工等项目。

1978年后,我国开启了市场化改革,但煤炭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跟上时代步伐。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煤炭价格以调整为主,几乎没有市场调节。

1993年,国家放开了部分行业、部分地区的煤炭价格,市场调节比重达到70%左右。1994年1月,国家取消了统一的煤炭计划价格,除电煤实行政府指导价外,其他煤炭全部放开,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定价。煤炭价格的进一步开放,使得煤炭企业参与市场的程度更为深入,价格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增强,对激励煤炭企业生产积极性起到重要作用。1995年,煤炭行业开始企业化改制试点。兖州、邢台、郑州、盘江、平顶山矿务局以及平朔煤矿等列入100个试点单位,我国煤炭企业开始了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探索,为现代化煤炭企业的建立、为煤炭企业更好地参与市场化创造了条件。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外市场变化的影响,煤炭市场严重供大于求,全行业陷入困境,煤炭企业经营十分困难。1998年,国务院改革煤炭管理体制,下放原煤炭部直接管理的国有重点煤矿,推进政企分开。加快煤炭行业改革和结构调整,相继实施关井压产、减人提效、改革改制以及支持企业上市融资,对非法开采、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煤矿予以关闭,对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实施债转股,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对资源枯竭、扭亏无望、资不抵债的矿井实施政策性破产,推行煤炭销售“三不政策”,扩大煤炭出口,改革煤矿安全监察管理体制等政策措施。自2001年下半年起,煤炭市场供求基本平衡,煤炭经济出现转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是注重制度创新、机制转换,解决结构性矛盾等深层次问题。全国小煤矿数量由1998年的8万多个减少到2001年的2.2万个左右,累计关闭小煤矿数量占总数的73%,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煤炭供大于求的矛盾。2001年,全国原煤产量开始回升,当年完成产量13.06亿吨,较1978年增加6.88亿吨,增长111.3%。1978~2001年,全国煤炭产量年均增长3.3%。

2004年至2009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各地方政府的要求,分别批复将不同地区的煤炭资源税缴纳标准提高到2.3元/吨至3.6元/吨。

第四阶段: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阶段

在自主研发和引进技术“两条腿”走路方针的指引下,到上世纪末,我国已基本实现了中厚煤层系列综采装备国产化。本世纪初,我国已研发出世界上最大采高、最小采高、最大倾角的综采成套装备,建成了数十个年产千万吨以上的现代化煤矿。

1979~1980年,煤炭工业开始了全面调整和整顿,加强了生产矿井的开拓掘进,发展了采掘机械化,完备了矿区和矿井的生产配套工程、安全技术措施工程和生活福利措施。1983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乡镇煤矿的八项措施》,推进乡镇煤矿建设,实现了煤炭产量的快速增加。1985年起国家上划主要产煤省一批骨干煤炭企业,全行业实施六年投入产出总承包。在此阶段,国家赋予煤炭企业部分自主经营权。例如:企业有权按照当年承包指标,自主安排季度、月度生产计划;有权招聘所需人才等,同时对国有重点煤矿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国家调整了煤炭产品税率,由8%降为3%;实行多层次煤炭价格,以1984年分配计划为基数,每年递增的包干产量,按国家调拨价格加价50%,再超产的煤炭,国家如果进行分配,按国家调拨价格加价100%,而由企业自销的煤炭可自行议价。改革了煤矿维简费的提取办法,由原来从成本中直接提取,改为以折旧费形式提取,提取标准由吨煤6元增加到7元。1987年,原煤炭部制定了《统配煤矿和其他骨干企业深化改革的几点补充办法》,进一步落实了后三年承包任务和责任;增加了保证正常接续和固定资产完好的承包内容;规定企业内部可以实现多种承包形式;把竞争机制引入承包,竞争产生经营者;承包者的收入与经营效果挂钩等。

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煤炭工业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供需紧张关系得到改善,煤炭产量年均增长近2亿吨;二是安全形势显著好转,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由2.81下降到0.75;三是煤炭产业集中度得到提升,亿吨级特大型企业由1家增加到5家,5000万吨级大型企业由3家增加到10家;四是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循环经济模式得到推广,瓦斯抽采利用率、矿井水复用率、土地复垦率有了显著提升;五是经济效益显著提高,2010年的产业利润是2005年的5.3倍。此外,采煤沉陷区和棚户区改造完成了约100万户,职工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1994年,国务院将《煤炭法》列入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并委托煤炭部开展起草工作。1996年8月,《煤炭法》经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表决通过,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颁布的第300部法律以及唯一的单矿种法律,煤炭工业发展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

6 1998年国有重点煤矿下放地方管理

1986年,资源税改为“从量计征”,即核定每吨煤应缴纳的税额,按销售量计征。

小煤矿数量的迅速增长和产量的快速增加,为突破煤炭供给瓶颈、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小煤矿“多小散乱差”的问题十分突出,安全问题显著。

改革开放后,煤炭工业格局发生了新变化,小煤矿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为规范煤炭生产秩序,1985年,煤炭工业部向国务院提出了制定《煤炭法》的建议。1993年年末,《煤炭法》列入人大立法规划。

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经济结构调整加速,能源需求增速放缓,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迅速,煤炭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炭开采向大型现代化煤矿集中,小煤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步伐加快。2001年以来,山西焦煤集团、宁夏煤业集团、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先后组建。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发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进程加速,四川、云南、重庆、黑龙江、河北、河南、吉林、山东等地先后组建了煤炭企业集团。

Leave a Comment.